作为中国第一代汽车人，陈祖涛身上贴着许多标签，他拥有颇具传奇色彩的身世，他被喻为“一汽第一名职工”，他全程参与苏联设计援建一汽，他是二汽“五人领导小组“最年轻成员……年12月，《汽车商业评论》邀请他口述历史时，他对热闹非凡的本土汽车公司逐一点评，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前途很光明。但非常遗憾，那次采访，他鲜有提及自己的经历。

本次口述历史，我们邀请吴庆时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祖涛，今天推出第一篇《一汽第一名职工》。

88岁的陈祖涛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高至山，其父亲为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当时许多革命后代一样，11岁的他于年从延安被送往苏联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

年2月，因急于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陈祖涛提前4个月毕业，回国后，他被周总理派回苏联，以第一汽车厂代表身份参加谈判，并到苏联汽车厂实习。当年9月，陈祖涛回到苏联，成为一汽第一名职工，从此开始汽车生涯。

年，国家决定组建二汽，他作为五人筹备小组成员，在饶斌统率下，出任二汽总工程师。年，调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3年后升任总经理。年，60岁的陈祖涛退休，口述历史《我的汽车生涯》。

在北京右安门外，86岁的吴庆时与陈祖涛楼上楼下比邻而居。吴参加过一汽解放牌、二汽东风牌和重汽斯太尔这三个车型生产的全过程。年吴出生在河南开封，年作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汽车组大三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到一汽，先后在技术教育处、冲模车间、工具二车间、中央设计室冲模组、工厂设计处车身科等科室工作。

在二汽，吴参与“老营会议纪要“和《二汽建厂方针十四条》的起草工作，以及二汽前后方23个专业厂的编号命名工作。年调任重汽联营公司副总经理，配合方劼筹备三汽。三汽下马后，与方老一起完成斯太尔技术引进项目。3年后，调任中汽公司副总经理，分工搞规划。年，他60岁退休。

陈祖涛说学的是机械，主攻方向是汽车，实习是在苏联汽车厂进行的。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就再回苏联去。苏联援建我们个项目，其中有汽车项目。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身份去参加他们的谈判。你大学毕业，顺便再到苏联汽车厂去实习。

说完，他还给当时驻苏大使张闻天亲笔写了一封信。

在翻译《初步设计》的同时，苏联总设计师沃罗涅斯基专门来中国查看，胡亮、孟少农和陈祖涛陪同他去长春孟家屯看一汽厂址。年底，在《初步设计》基础上，苏联把各项细化设计完成，再次通知中方审核。为争取三年建成一汽，国家决定由沈鸿带领郭力、孟少农、李刚和陈祖涛在苏联就地审核完成。年一汽开始建设，陈祖涛更是不断在中苏之间，长春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

为此，斯大林汽车厂专门成立“援建中国一汽办公室”（Aэ-1），由该厂总工艺师兼工艺处长赤纬特科夫为设计组长。陈祖涛既为一汽代表，又作为赤纬特科夫的助理参加工作。由于与该厂厂长及总工程师都很熟悉，这就为陈祖涛全程参与一汽施工图设计创造了有利条件，学到不少经验，这也为他后来主持多项汽车工厂设计打下基础。

苏方建议一汽派出整套实习生，陈祖涛便拿着苏方建议的岗位清单，一个车间一个车间查看，最后确定为，从厂长、处室、车间、工段的领导到技术人员，加上调整工一共人，实习生中包括江泽民、李岚清、郭力、李子政等人。

陈祖涛本人是一汽第一名实习生。其他实习生分批到达斯大林汽车厂，陈祖涛为他们联系实习单位，办理实习手续。实习生中职务最高者是饶斌，他于年到达，年2月回长春，在苏期间，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洛夫亲自安排他的实习项目，涉及所有部门和车间。陈祖涛作为其翻译兼活动向导，同时也兼做张闻天大使的翻译。经陈祖涛联系，饶斌还拜访了苏联各汽车工厂设计院。

年下半年，陈祖涛和驻苏大使馆翻译赵淳媛在莫斯科结婚，证婚人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此后，他们夫妻历经坎坷，已度过六十多个春秋。

经过努力争取，陈祖涛得以同饶斌一起回到一汽，任生产准备处负责人。当时成千上万张产品图、工艺卡、工装图、非标设备图、技术资料等都是俄文的，翻译、整理、分配工作量非常大。孟少农组织全厂知识分子学俄语，动手克服困难。即使这样，由于生产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和土建工程交叉进行，又缺乏经验，三年建成一汽工期很紧，大家都很着急。

苏联专家组长西卡乔夫及时提出“一号表”制度。各车间（建厂初期还不叫分厂）按照统一编制的“一号表”领取最必须的工卡模具，按进度要求安装调试，保证全厂生产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后来，又出台“二号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年后，陈祖涛要求到基层工作，调任发动机车间技术副主任。但没几个月，年4月饶斌又把他找去，让他陪同去苏联催缴设备，如还在试制中的吨大梁压床，特殊工具和材料等。一汽投产急需的薄钢板更是卡脖子的关键材料，没有就生产不出驾驶室，而国内还不能生产，在苏联也是紧缺物资。

冷轧薄钢板还是没有买到。正在发愁的时候，有消息传来，国内为筹备“八大”需要进口辆奔驰高级轿车。饶斌是“八大”代表，要回国参加会议，他交代陈祖涛独自进行下一步工作，时任商务部驻东德代表林海云也委托陈祖涛代为办理。

奔驰公司代表主动跑来做生意，协助办理林、陈两人去西德的签证，并答应从世界各地调回送展样车以满足中国要求。在西德，陈祖涛找到薄板厂，终于采购到急需的薄板。这次尝试也开通了一汽从西方进口紧缺物资的渠道。

经努力争取，并得到一汽大力支持，到年，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已有多人。第一次独立设计的汽车工厂是一汽越野车间和红旗轿车车间，第二次是援外项目，为古巴设计汽车零部件厂，其中有些项目是和北京汽车厂合作设计。

第三次是在四川大足，设计年产辆的重庆重型越野车厂（简称大足汽车厂），还包括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配厂、重庆油泵油嘴厂等，既是一个完整的汽车工厂项目，也是第一个从西方引进汽车生产技术的项目。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军队急缺5吨以上越野车，年底，陈祖涛参加以胡亮为首的考察团，准备从国外引进技术。正巧法国开始和我国建交，他们先到法国贝利埃公司考察谈判，随后又考查了英国和意大利的汽车公司。最后和贝利埃公司成交，引进6吨越野车、15吨自卸车、25吨矿用车、50吨牵引车等4个车型和相关三个发动机产品以及制造技术。

在大足汽车厂筹建过程中，“三线建设”方针出台，大足汽车厂成为第一个在三线的新建汽车厂项目。整车厂原定在宜宾被否定，只好在山区另选厂址。陈祖涛带领工厂设计处人马踏勘过歌乐山、缙云山和巴岳山的大小山沟，先后选定“邮亭铺”和“双路”方案，但都被上级的“见山不靠山”、“靠山不进山”和“进山不进沟”等理由否定。

考虑到汽车大批量生产的基本要求，陈祖涛不得已把小车间分散进沟，把总装等大车间放在沟外。为此，上面部门还派飞机实地察看过，但也拿不出更好方案，这才批准了大足县邮亭区方案。年底，大足厂投入批量生产，该经验后来在二汽选厂址中也发挥了作用。

第四次是为北汽BJ吉普车改扩建设计项目，起初是为BJ两门吉普车改扩建，中途应军委要求，将产品升级为BJ四门吉普车。再后来，就是为二汽（东风汽车公司）10万辆卡车特大项目选址和设计，详细情况下文再叙。

因此，如果说陈祖涛是组织领导中国汽车工厂设计第一人，恐也不为过吧。

“小、土、群”汽车工厂设计的探索。年大跃进，因市场急需拉动，各地小汽车厂纷纷冒出来。当时一汽的中型车供不应求，“缺重少轻”更加严重，轿车是空白。于是出现南汽仿制的嘎斯51（跃进牌），济南仿制的斯柯达（黄河牌），北汽的吉普车，上海的三轮车，沈阳的轻卡等。上海和北京也都生产过轿车，产品品质不高，产量也低，成本却居高不下，市场仍有人买。据统计，全国各地冒出的汽车厂、组装厂、改装厂、零部件厂不下多家。

为帮助改进这些工厂水平，陈祖涛带领工厂设计处人员到南汽、沈阳、武汉、北汽等几个重点厂做现场设计，取得一些经验。例如，汽车大梁在一汽是用吨压床一次压成，在南汽则是用几百吨油压机分三段，经七次压成，到沈阳汽车厂则改用八个吨油压机自制大压床，一次压成。此外，喷漆烘干也用上了悬挂运输链，发动机和齿轮加工质量控制也有改进。

但采用先进技术大批量生产是汽车行业的规律。“小、土、群”道路劳民伤财，终究走不下去。年，全国生产汽车1.6万辆，其中一汽1.49万辆，各地小厂加起来也才辆。后来汽车局以胡亮为组长，带队整顿“散、乱、差”现象，逐步形成上海、南京、北京、济南等基础较好的几个基地。对北京汽车工业的调整，陈祖涛曾建议整合“北汽一条街”的汽车配件资源，确保北汽项目，得到李富春和薄一波中央领导的批示，取得既快又好的效果。

大概是年一汽建厂周年日，斯大林厂厂长和饶斌通电话祝贺，一汽全厂直播，实时翻译就是陈祖涛。在工厂设计处职工大会上，陈祖涛讲话时常会蹦出几句俄语，还问这句中文怎么说？报纸有篇社论提倡对工作要抓的狠，有一次，陈在会上一边握拳举手造势，一边大声说对工作要“抓的狼”，引起哄堂大笑。

反右运动后，又来过一次“拔白旗”。一汽当时重点批判对象，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孟少农，一个就是从苏联回来的陈祖涛。总厂的批判会我没有参加，工厂设计处的多次批判会上纲上线气氛凝重，但缺乏具体“罪状”，只罗列一些陈祖涛在国际儿童院和某些老革命子女往来以及上鲍曼大学的情况，批判虽是虚张声势，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批判。

批判会后，陈祖涛仍像平常一样狠抓工作，大家对他也有了更多了解。后来才知道，陈在挨批时，郭力经常在晚上把他找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用自己的经历开导他，要正确对待政治运动，这样年轻的陈祖涛才能经受住考验，照常工作。

运动后工厂设计处支部书记和处长关系紧张，总厂党委组织部长亲自到工厂设计处召集专门会议，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上不乏同情陈祖涛的意见。说到最后，支部书记补充了一句“上面有布置，我也不得已…….”会后，有人说支部书记的这句话违反组织原则，不过更多人则认为，这是一句大实话。

陈祖涛抓工作干劲十足，下现场处处带头，经常在夜晚召集干部开会。记得有一次，我要出差，临出发前参加他的会，眼看火车还有个把小时就要发车，会议才结束。当时从一汽到长春火车站，至少得提前两小时出发，在红旗街要换一次电车。谁知他心中有数，临时叫来一辆红旗轿车送我们几人去火车站，居然14分钟就抵达。

那时红旗轿车只供国家领导人乘坐，确实没想到我们这几个小罗卜头还有这个机会。后来才知道陈祖涛和一汽轿车车间主任张鹏关系不错，张鹏是沈鸿的高徒，也是老革命，在延安随沈鸿搞过军工和发电。年夏天陈祖涛随周总理从延安去苏联，在延安就是张鹏把他抱起来送上飞机的，那时的机场和飞机可不像现代这样方便上下。到二汽后，我和张鹏曾在一起工作过几年，听他讲过陈祖涛很多故事。

近年来，因看陈祖涛口述《我的汽车生涯》（欧阳敏撰写），对他有了更细致的了解。陈祖涛年生于湖北省汉阳县蔡甸，父亲陈昌浩常年在外闹革命，直到他9岁那年，才得和父亲在汉阳见面。没过几天，父亲又独自回延安。不久，陈祖涛由其叔叔陈俊带去延安，母亲留在汉阳，由12岁的哥哥照顾。

在延安，陈祖涛家和刘少奇家相邻。父亲已与张琴秋结婚，张待陈祖涛如己出，陈祖涛对张妈妈也很尊敬。张琴秋亲自安排陈俊去抗大学习，陈祖涛的妈妈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保育小学，陈祖涛变成神气十足的小八路，学文化、出操，有时还野外行军，他还和刘爱琴、刘允斌、高毅等成为玩伴。

年，陈祖涛随父亲搭乘周总理的飞机去苏联，同机还有高岗的儿子高毅、孙维世、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陈祖涛随后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第一所国际儿童院是年由共产国际和苏共建立，专门接收培养欧、美、亚洲一二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子女。年迁移到伊万诺沃，扩大规模建成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

学生中既有中共烈士们的子女，如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郭亮等人的后代，也有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林伯渠的子女，还有赴苏学习干部博古、张闻天的孩子。

陈祖涛从延安到国际儿童院简直像进了天堂，可是好景不长，德国大举入侵后，国际儿童院和苏联人民一样，生活十分艰苦。配给粮填不饱肚子，他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们就开荒种土豆。为冬天熬过严寒，靠驾马车去树林里伐木柴，至于鞋袜和衣服就顾不上了。严酷的环境锻炼了他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意志。

年蔡畅妈妈利用来莫斯科的机会，给他们一些黄金首饰以改善生活。陈祖涛作为代表到苏联官方指定机构兑换卢布，第一次很顺利，第二次就被警察带走询问。后经苏联外交部查证，才平安无事。同学们的生活费从每月二三百卢布增加到卢布。但在文革中，这事被作为陈祖涛的罪状之一，批斗个没完没了。

陈祖涛成绩很好，从八年级跳级到十年级，年毕业，考入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学校安排他学焊接专业。一段时间后，经陈祖涛要求，改为机床与工具专业，重点是汽车。

年，陈祖涛他们接到苏联红十字会通知，又有21名中国留学生过来。大家都很高兴，陈祖涛、刘允斌和张芝明一起到莫斯科车站迎接时，还见到谢绍明等延安保小的同学。红十字会把这21位留学生直接送往离莫斯科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按当时苏联政府规定，他们不允许随便离开，只能在当地升学。而伊万诺沃只有两个纺织工业专业大学，陈祖涛去看望他们时了解到这种困境，返回莫斯科后，就与刘允斌、张芝明联名写信给马林科夫，反映他们是中共中央派来的，肩负着将来新中国建设的重任，还开列清单介绍了他们的身世。

后来，他们都被批准来到莫斯科，例如李鹏和林汉雄进入莫斯科水利学院；叶正大、叶正明进入航空学院；邹家华、刘虎生（刘伯坚的儿子）进入鲍曼最高技术学院。21人各自进入所选专业大学（学院），还得到每月卢布生活津贴，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好的待遇。

年，22岁的陈祖涛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当年年初还没从鲍曼毕业的他就作为临时聘用的翻译，参加我国政府代表团机械工业的相关谈判。机械组负责人是沈鸿和聂春荣（聂卫平的父亲），他们随周总理到苏联参加谈判。在鲍曼期间，陈祖涛就曾到斯大林汽车厂、莫斯科人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等各大汽车厂实习过，这时都派上了用场，也为毕业后配合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开了头。

年2月，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前，在大使馆接见全体留学生。主席在问过陈祖涛学的什么专业后，在他的记本上写下“机械学很重要，学好了有用处”，“光明在前，同志们奋斗”两句话。陈祖涛一直当做宝贝，保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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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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